摘要

在过去的25年时间里，经济史的边缘发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学术史系中一个新的分支学科的出现，称为“世界历史”，所有曾经实践过的历史，无论是专业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都有助于世界历史。

事实上，作为北美世界历史协会的使命宣言指出，世界历史的目标是在跨国，跨区域和跨文化的视角下推进学术和教学。通过研究人员、教师、学生、独立学者和作者促进历史分析，不是从民族国家、离散地区或特定文化的角度，而是从人类社会的角度进行。

换言之，世界历史的特点是其方法论，而不是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虽然整个世界——无论何时何地——显然对任何头脑来说都无法掌握它的所有细节，但这里呼吁的是思考任何给定的历史问题，可以从它与其他地方、年代的联系出发。

但为什么世界历史的兴起发生在经济史的边缘呢？对于任何在英美学术背景下工作的人来说，这似乎特别奇怪，因为经济史作为一个正式的子学科几乎已经从许多历史系中消失了。正如我们的同事最近在各种论坛上哀叹的那样，经济史在经济系内部也面临着相对严峻的前景。

然而，尽管有这些挫折，经济史的一个研究议程显然正在蓬勃发展，甚至获得了当之无愧的公众关注。这是长期经济发展及其另类经济不平等的比较史。这是一个研究议程，恰好位于经济史关注点和世界历史方法论之间的交叉点。

早期现代消费革命

世界历史作为一个分支学科的兴起与“消费革命”的发现之间有种特殊联系。新兴的消费史学发现一场“消费革命”以及对商品历史的新兴趣，它们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与世界历史几乎同时起飞，成为一个值得拥有自己协会、期刊和研究生培训计划的公认领域。

为了从经验上探究这种预感，笔者首先检查了可供审查的英语书籍语料库。搜索整个二十世纪和当前的短语世界历史、全球贸易、全球历史和消费者革命产生了图1中的图表。“世界历史”是迄今为止最常见的短语，甚至在大萧条之前就稳步上升。并两次达到顶峰，第一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然后在 1960 年代中期再次达到顶峰。

图1

“全球贸易”、“全球历史”和“消费革命” ，相比之下，所有这些在1940年代都只是首次出现，几乎不引人注意。直到1980年代，它们中的每一个才获得了一些真正的牵引力。然而，当我们进一步完善这项工作时，很明显的是，它们一起获得了这种牵引力。如果我们去掉“世界历史”和“全球贸易” '从搜索中，并将年表限制在1940-2008年，可以对其余两个术语进行更细致的解读，结果如图2所示。

显然，至少在英语世界，对全球历史的兴趣和消费革命两者齐头并进，两者在 1980 年代真正起飞，正如我们在这两个领域主要出版物的年表所期望的那样。

图2

这项工作表明，世界历史作为一个独特的历史子领域的兴起，以及历史学家同时看到现代消费社会起源的举动。在早期的现代消费革命中，它们确实联系非常紧密，特别是在英语世界。当然，哪种兴趣可能引发了另一种兴趣，这当然是不可能说的。

尽管如此，在不包括全球贸易消费品作为特别感兴趣的对象背景下，甚至很难考虑全球历史的广泛关注。我们甚至想知道是否历史是全球历史的必要条件，还是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前，我们对全球联系的认识使我们首先开始关注消费历史？本文的其余部分通过提出对十八世纪旧世界新商品消费的研究所产生的一些问题，探讨了这两个历史子领域的更大主题。

阿拉伯数字消费对象

据推测，除了通过消费品交换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方法可以理解全球互联性。如劳动和技术在流通，思想、艺术、文学、政治组织模式以及宗教价值观和实践也是如此。

我们可能会想，如果不是通过消费，是否有可能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人。人类的所有方面都与物质商品密不可分。艺术需要人工制品，文学书籍和写作工具。甚至宗教观念也往往与其奉献、教导或仪式的对象密不可分。没有商品，无论是作为原材料还是高度成品，或者介于两者之间的任何东西，都无法远距离交流。

十八世纪西欧对这一主题的研究表明，消费也创造了身份。欧洲人越来越多地通过他们阅读的期刊、他们听或表演的音乐、他们吃的食物、他们穿的衣服和他们家中展示的物品来定义他们的区域甚至地方和身份。

通过对阿姆斯特丹市孤儿院（BWH）摄政者编制的近1000份死后家庭清单的研究发现，在1740年至1782年之间，要获得进入市孤儿院的资格，儿童必须失去他或她的亲生父母，他们都必须是该市的公民至少七年。公民身份可以继承，也可以购买。

因此，BWH档案包含非常多样化的家庭收藏清单，显示出比公证记录捕获的典型家庭范围更多的异质性。孤儿院调查其遗产的死者包括已婚和丧偶的男女（已婚者在第一个配偶去世后与第二个或更高的配偶再婚）。还有一些单身男女以前是孤儿，由于没有自己的继承人而死，BWH 可以索取他们的遗产。

BWH调查的许多家庭也非常贫穷，这一群体很少出现在遗产或遗嘱认证文件记录中。最后，数据样本还包括土生土长的阿姆斯特丹人和那些成功移民到这座城市的人，这样他们就可以支付相当高额的公民身份费用。

正是这种多样性的样本人口，特别是极端贫困人群，使得亚洲纺织品（或受亚洲启发的欧洲仿制品）以及与消费相关的家庭用品的惊人广泛传播。消费历史学家如此感兴趣的殖民地杂货，近60%的家庭（912个完整库存中的533个）至少拥有一件用于制作或供应茶或咖啡的物品。共有54%（492户）拥有代尔夫特瓷器，38%（341户）拥有真正的瓷器。

亚洲纺织品似乎尚未渗透到BWH中，尽管如此，仍有23%的家庭拥有棉制的东西，或多或少相同比例的家庭拥有丝绸制品（棉花213户，丝绸207户）。即使是非常珍贵的印度棉布也出现在BWH附属公司的134个家庭中（占BWH人口的14.6%）。

虽然如果使用的材料是外来的，负责清点的簿记员似乎更有可能进行鉴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百分比代表了十八世纪阿姆斯特丹穷人到中等收入家庭中棉花和丝绸存在的绝对下限。

允许某些人购买新商品，获得新品味并养成新习惯的因素引起了很多争论。正是财富的迅速增长使早期现代欧洲人能够以如此热情的方式承担新的消费行为。但与此同时，正是这些商品所有权在支持欧洲人越来越富有的说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存在这一逻辑问题，但社会和文化历史学家最近认为，仅仅能够负担得起新的消费实践是不够的，无论这种经济能力如何确定，都是必不可少的。还必须同时进行信息流动和社区行为规范，以促进新商品的传播。

简而言之，人们必须学习如何成为新事物的消费者。正是这种学习过程为全球历史提供了特别丰富的素材。我们忽视了信息流和社会学习对告知消费者选择的重要性。

生活在一个充满来自全世界产品的港口城市，比如在阿姆斯特丹发现的“黄金时代”即将结束时，这一定使这些选择变得相当复杂。但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似乎也使人们能够做出这样的选择。

结论

正如本文开头预感的那样，即1980年代后期开始的经济历史学家和文化历史学家对消费史的研究呈现爆炸式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一次或多次“消费革命”的发现，是世界历史作为一个独特的领域，是一种影响广泛的社会现象。当然，除了通过消费品的长途交换之外，还有很多通往全球互联的途径。

恰如其分地，历史学家没有忽视劳动力迁移和技术传播所固有的流通，也没有忽视其他类型的思想通过艺术、文学、政治组织和宗教机构等方式传播。尽管如此，通过对公民的新消费模式进行考察，全球公民的出现似乎被最充分地证实为一种历史现象。

消费文化的历史学家，以及更普遍的全球历史学家，仍然需要做的是更完整地记录这种彻底转变发生的机制，以前以当地为中心的社区是如何接受教育的？了解对来自全世界商品的渴望和有用的知识？也就是说，全球公民消费者是如何形成的？18世纪中叶阿姆斯特丹贫困和中下层公民的消费习惯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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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现代消费革命

阿拉伯数字 消费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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