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致辞开场白，研讨会致辞开场白怎么说！

我先简单回应一下讨论中间前面涉及的一些要点。

一个是我觉得与前面有专家强调的一个想法，有一定的认识差异。我跟他共同的地方，是都对于中国发展的潜力空间、韧性、回旋余地和前景，有基本的信心，但是我特别愿意强调：现在中国制造业的局面就是“上有美国带头要全力打压，下有越南等一串追兵”，这是个基本判断，不是自信不自信的问题。我觉得不宜把说到有越南等等方面的挑战，就一概说成中国人的妄自菲薄和“好像我们不如越南”，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必须注意我们应有防患未然的战略思维，包括“腾笼换鸟”和“升级发展”以防止“被夹在中间”这样一个重大命题。也就是说，中国不得不转型，不得不升级，升级发展，那就是高质量发展的另外一种说法。否则，中国自己的空间会越来越窄。我愿特别强调，发现问题防患未然，并不是妨碍我们具有自己应有的信心。

第二，我觉得在中国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间，还是要特别强调我们虽然有成就，但这两年与美国代表的数字经济前沿比较而言，实际差距在扩大，是不容回避的问题。硅谷引领的创新潮流中国人在努力追赶，但是非常遗憾，这两年就是在明显地拉大了和硅谷的差距——硅谷代表的美国冲在最前列的数字平台公司的市值、新生的独角兽企业的数量，中国与之相比这两年的差距已显著拉大。那么在未来继续追赶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继续依托于前面专家说到的我们应用场景大、我们市场潜力大等这些优点，但是我们又决不能满足于这一层，我们得如实承认我们的原始创新能力是明显不足的，这在初期阶段上是必然的，但是追赶中最实质的内容，一定是要让中国的原始创新能力从无到有到强。所以，“中国制造”怎么样升级为“中国创造”、“中国智能制造”，是真问题，是不容回避的挑战性的问题。接下来就得说到，刚才主持人特别讲了，我们可以提出什么样的建议，使这种追赶可以如愿去缩小和美国那种原创能力走在全球前沿状态的差距？我认为大的思路，仍然是紧紧抓住中国“改革开放”四个大字之基本国策之下，已经形成的“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是对接今年4月中办国办联名下发文件的命题：加快建设统一大市场。这个统一大市场一定应是具备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能够有效保护产权，能够实现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的，能够在市场决定作用之下同时又加上中国特色的守正创新、守正出奇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实现超常规发展，缩小和发达经济体差距的。这个所谓的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或者中国必须实现的高标准的统一大市场的制度环境建设，应该是对中国核心命题的概括性表述。只有这样的一种制度环境，能够把中国人的创造力，合乎逻辑地在一个继续试错创新、又加上了中国相对强势的政府于尊重市场、顺应市场前提之下自己“更好发挥作用”的结合中发挥出来，要将有效市场加有为、有限政府，有机结合之下，才可能既遵循世界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积淀的商业文明的规则体系，顺应它，对接它，又有中国在这里面自己独特的一些支撑超常规发展的特殊创新因素。这样才能实现所谓超常规发展。我们现在的中高速的追求，相对于美国、欧洲、日本，仍然是高速，仍然是超常规的发展过程。抓住这样的发展过程中的龙头因素，应首先强调的，就是改革是关键一招，政府要革自己的命。我觉得这一表述在今天各位专家的看法上面，可能是有高度共识的，但具体到了改革怎么改，当然就见仁见智了。还是一定要有不得不做统筹配套改革的系统论思维的同时，给出地方、基层、企业试错创新的弹性空间。特别是在数字经济领域里，现在虽然已有这么多的发展，有这么多的可总结之处，但是说到这里面的一些基本问题，全球都还没搞清楚。中央已经把数据说到是生产要素，那么供给侧的要素里，数据到底怎么样划分它的产权？现在还没有一个能够达到基本共识的看法。产权上看，已经形成的大数据，跟其生成时的对象有关，不能说这些数据覆盖的具体社会成员在里面毫无自己的那样一份权益，但是又肯定跟能使大数据生成的这些企业有关，像咱们一些头部企业聚拢了大数据，自己的运营中生成的大数据，在里面它没有自己的一份权益吗？也得有。另外，这些数据又关系到整个经济社会的安全问题，即数据安全又成了一个国家的公共产品，你说跟政府有没有关系？当然又有关系。到底怎么把这种生产要素的产权合理化？我现在接触到的专家莫衷一是，管理部门也说不清楚，但这个事情怎么办呢？总得往前探索。所以，这个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在制度创新这方面，仍然还得给出有试错的可能空间这样一个重要的伴随条件。从这个视角出发，我就觉得数字经济创新中已经冲在头部的这些企业，更应该振作精神、积极探讨，他们这些一线创新人员的体会，他们的认识，要积极加入到相关的多方互动的讨论中。这种多元的互动，应该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个互动，也是促进我们所说的怎么使中国的创新真正在已经有相对优势的应用场景、市场潜力大的同时，往上去贴近某些领域里争取出现突破的原始创新。再以后，在原始创新层面能有我们的一些制高点，能不能于几十年到一百年的过程中，追到跟硅谷至少并驾齐驱？我们至少要有这样的一个愿景吧？

由此来说，再往下还有一个层次，关于资本扩张的有序无序的讨论，值得深化。其实现在的想法大家还是颇有不同之处的。我的想法再简单勾画一下，也是借此跟大家交流：我认为资本这个概念，早已经不是马克思《资本论》里所说的那样一种跟剥削概念密不可分的贬义词。资本现在于市场经济大概念之下，它本身实际上是个中性概念了，比如我们现在所有的官方文件里，都承认国有资本，财政早早就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这方面使用了“资本”概念。社会中有国有资本，有民营资本，资本概念本身在这种场合里，它不带任何褒义、贬义，它就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这是一个超出了简单抨击资本主义剥削概念、与所有经济社会形态打通了的中性概念了。资本的特点，就是直接表现为其资金一定要增值，不追求投资的回报，不追求增值，就称不上是“资本”，国有资本、民营资本无一例外。所以，它必然要扩张。剩下的问题，是扩张中什么叫无序，什么叫有序？这就需要定义了，刚才有专家特别强调的那个资本天然应该无序的意思，是讲要有自由试错的空间、创新的空间，政府不能事事都规划。这种定义旁边，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定义，因为实际上官方现在讲的有序无序，我们对它做一个正面理解的话，实际上讲的就是能不能使资本的正面效应充分发挥，这样一种状态叫有序；它的负面效应我们也得承认，资本也可能产生一些扭曲、负面效应，于是就成为无序。这样的一个有序无序的界定，才能对应上“红绿灯”之说——无序的扩张是给红灯禁行，有序的扩张是给绿灯放行。这个有序无序，我认为在其意义上讲，只能是“全面依法治国”这个基本国策之下的以法律为准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的市场主体一律平等，政府和社会成员、公权的主体和私权的主体一律平等。这样的理解，才能够划清什么叫有序，什么叫无序——全面依法治国，以法律为准绳来划清有序、无序是第一层次的原则。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依法行事，不能由个别人、少数人、哪怕是“关键的少数人”自己随意解释这个有序和无序，随意来按照他的解释决定开红灯还是开绿灯。这个依法治国，是在各种各样的想法必然有不同之处的时候，能够找到的最大公约数。

跟下来讲，这个法，它还必须是良法。这就又有了一个问题。所以，我特别赞同刚才有的专家提出的一个概念：除了红灯和绿灯之外，现实生活中间，你是不是承认还要有个黄灯？我觉得得承认，不可能截然分明地对什么都能知道这是法律规定的应该的，那是法律规定的不应该的，法律覆盖不了的，你怎么办呢？很多的创新，特别是数字经济的创新，它就是还在试错的过程中间，在法律规则还根本就说不清楚的情况下，你不试怎么行呢？试错的弹性空间，那就是黄灯在那儿一闪一闪的空间，要及时总结经验，到看准了八九不离十的时候，你才可能上升为规则。虽然已在试错过程中出现过P2P这样非常严重的问题，值得总结经验，但你回过头来想，P2P刚出来的时候，有什么办法对它做出全套规则？开初真的没办法。我们可能见事慢了一些，后来P2P普遍爆雷以后弄得很难受，现在后遗症也还没有全消除掉，我知道还有为数相当可观的P2P难民，整天非常痛苦。总结下来，这样一种现已必须忍受的代价和阵痛，就要求我们一方面承认有黄灯这样一个概念，一方面得承认这个黄灯的时间不能无限拖长，公权主体要积极形成试错中及时的总结，再由粗到细形成规则，对这个事情，我们要进一步提升能力。这样一来把红灯、黄灯、绿灯这个系列说全了，那么也就意味着必须在动态的优化过程中，无限趋近于一个良法的体系，不仅要有法可依，还要有良法可依。这个良法体系的发展里面，实际上要有包容性地给出试错、创新的弹性空间——如果什么东西都是有规则、规定好了的，完全都是严丝合缝按照规则做，那还有什么所谓突破？我们说的改革，往往就是要改掉原来的条条框框，突破一些规则，那些白纸黑字的东西，就要改——我们的宪法还要修订，我们的预算法已经有了修订，以后可能还得修订。这个“良法的动态实现”过程，也必须是在这个所谓有序、无序的讨论中间，一起来加以认知的。当然，这方面肯定还是见仁见智，我这里是把自己哪怕不成熟的想法先汇报出来，以抛砖引玉，谢谢！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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